一、前言：從「保護」到「勒索」的灰色秩序
在許多城市的夜間經濟與地下市場裡，第三方以「保護」之名收取保護費、地盤費，往往不是提供安全，而是以暴力或威脅創造恐懼，再把恐懼變現。當定點茶工作者在街頭、旅館、出租套房或臨時據點工作時，若被迫定期繳納費用、接受「場子規矩」、甚至被要求不得更換工作區域或客源，這就不再是單純的「民間協調」，而是典型的脅迫控制。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，這種被迫繳費的安排，常與身分污名、報案風險、以及執法機關的信任赤字交織，形成一個「不敢求助」的結構性陷阱。
二、概念釐清：保護費、地盤費與脅迫的法律意涵
所謂保護費或地盤費，表面上可能被包裝成「管理費」「看場費」「介紹費」或「協調費」，但其核心在於：若不支付，就會遭遇不利後果。對定點茶工作者來說，不利後果可能是被毆打、被跟蹤、被搶奪收入、被逼迫讓出客源、被散播個資或被迫接受更不安全的工作安排。這些後果若由特定團體有組織地實施，並以威嚇方式反覆發生，就符合「以暴力、脅迫取得不法利益」的基本輪廓。
在法理上，關鍵不在名目，而在「自由是否被侵害」與「財產是否被不法取得」。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，名目愈多元，往往愈代表對外遮掩與對內強制的成熟化。當定點茶工作者支付費用不是基於自願，而是基於對暴力的合理恐懼，便具備脅迫的要件。若收費者具有固定成員、分工、地盤、以及長期經營的控制手段，且透過持續性威嚇維繫收益，則容易與組織犯罪的治理想像相連結：不是偶發的個人恐嚇，而是制度化、例行化的地下徵稅。
三、組織犯罪脅迫的判斷軸：從行為到結構
要討論是否構成組織犯罪脅迫，可以把焦點放在三個層次：第一，行為層次：是否存在具體的威嚇、暴力、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的手段；第二，關係層次：是否存在支配—從屬的控制關係，使定點茶工作者難以退出或轉移工作場域；第三，結構層次：是否存在穩定的組織樣態，例如固定地盤、固定收費週期、成員分工（收錢、看場、放風、處理衝突）、以及對外界的封閉性。
在現實情境中，定點茶工作者常遇到的不是一次性威脅，而是「可預期的報復」：例如不繳費就會被「找麻煩」、被拖延出入、被破壞名聲、或被迫接受更高抽成。這種可預期性，正是組織化脅迫的特徵：它不需要天天動手，但能讓受害者日日自我約束。定點茶工作者一旦被迫在恐懼下做選擇，日常工作策略就被扭曲：只接熟客、不敢換地點、不敢談條件、不敢拒絕高風險客人，安全成本被全面外部化到個人身上。
四、為何「不報案」不是「沒有犯罪」：被害人沈默的治理解讀
討論治安治理時，常見的迷思是「如果真有勒索，怎麼沒人報案？」但定點茶工作者的不報案，往往不是事件不存在，而是報案成本過高。至少有四種成本特別關鍵：
1）身分風險：定點茶工作者擔心報案後自己先成為被查緝的對象，或在筆錄、訊問過程暴露個人資訊。
2）報復風險：第三方可能掌握居住地、聯絡方式、或工作動線，一旦被鎖定，後續安全難以保障。
3）信任赤字：過往被冷嘲熱諷、道德審判、或被要求「先承認自己違法」的經驗，使定點茶工作者不相信求助能換來保護。
4）證據門檻：勒索往往以現金、口頭威嚇、或非正式「規矩」進行，定點茶工作者難以蒐證，反而害怕被認定為「誣告」或「糾紛」。
因此，定點茶工作者的沈默本身，就是治理失靈的訊號：它意味著公共權力沒有提供可用、可信、可承擔的保護路徑，讓地下權力趁虛而入。
五、治安治理失靈的三種機制：缺口、錯位與反效果
若把保護費與地盤費現象視為治安治理的結果，而不只是個別犯罪事件，可以看到三種常見機制：
（一）治理缺口：缺乏低門檻求助與保護措施
當定點茶工作者無法匿名報案、無法快速獲得人身保護令、無法取得安全屋或緊急安置，求助就成為高風險行為。地下勢力於是提供「看似有效」但本質掠奪的保護，填補治理缺口。
（二）治理錯位：以道德與績效取代風險治理
若執法目標以「掃蕩數量」「查緝績效」為主，容易忽略勒索與暴力控制才是更嚴重的治安風險。當定點茶工作者被視為「被管理的問題」而非「需要保護的被害人」，地下勢力就更容易取得控制權，因為受害者不敢接觸公部門。
（三）治理反效果：過度打擊導致更深地下化
若以高頻率查緝迫使工作型態更隱密，定點茶工作者為躲避查緝可能轉向更依賴中介、看場或「保護人」。表面上街頭更乾淨，實際上權力更集中在少數地下組織手中，保護費制度更穩固，暴力更難被看見。
六、如何辨識「保護費」背後的暴力治理：實務觀察指標
若要在政策與實務上辨識保護費是否屬於組織犯罪脅迫，可以建立一組「風險指標」：
1）固定週期收費：例如每週、每月固定收取，且金額與工作量無關。
2）地盤邊界明確：定點茶工作者被要求不得跨區，或跨區必須再繳費。
3）以恐懼維繫：不繳費的後果被清楚暗示，包含言語威嚇、堵路、砸店、尾隨等。
4）成員分工：收費者不是單一個人，而是有人放風、有人收錢、有人「處理衝突」。
5）資訊掌控：第三方掌握個資、住宿點、交通動線，能精準施壓。
6）替代性司法：衝突不透過公權力解決，而由地下「仲裁」裁定並收取費用。
7）退出困難：定點茶工作者想離開地盤或轉換方式時，遭遇阻礙或報復。
這些指標不是要把每個灰色糾紛都升級為組織犯罪，而是協助治理者看見：當控制與恐懼被制度化，就不能只用「勸導」或「零星取締」處理。
七、被迫繳費的連鎖傷害：安全、健康與經濟剝奪
保護費與地盤費的本質是剝奪。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，它帶來至少三種連鎖傷害：
（一）安全傷害：恐懼使風險決策惡化
定點茶工作者可能為了避免衝突而接受更危險的客人、或在不安全環境工作，甚至不敢攜帶防身工具或通知友人行蹤，因為害怕被第三方視為「不服從」。
（二）健康傷害：壓力與暴力陰影造成慢性傷害
長期被監控與威嚇會造成睡眠障礙、焦慮、創傷反應。定點茶工作者若再因污名而不敢就醫或求助，健康成本會被進一步放大。
（三）經濟傷害：地下抽稅與債務化
保護費常與高利借貸、住宿費、交通費、或罰款綁在一起，形成債務化控制。定點茶工作者表面上「自營」，實際上收入被層層抽走，離開成本被抬高，依附關係被強化。
八、治理選項：把「反勒索」放回公共安全的中心
若要回應「是否構成組織犯罪脅迫」與「治安治理是否失靈」，政策上可採取分層策略：
（一）被害人保護優先：建立低門檻、非懲罰式通報（讓定點茶工作者敢求助）
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，能否安全通報比「法條如何定性」更重要。可設計匿名通報管道、第三方陪同報案、以及不以性交易行為作為優先追訴目標的處理原則，降低求助成本。
（二）以財流與組織治理切入：打掉地下徵稅的商業模式
針對固定收費、集體抽成、現金流轉，可結合金融調查、洗錢防制與財產扣押，讓地下組織的收益不再穩定。當「收費」變得高風險，暴力治理就會鬆動。
（三）社政—警政協作：把安全與安置當作治安工具
提供安全屋、短期住宿補助、法律扶助、心理支持與職涯轉換資源，能增加定點茶工作者「退出控制」的可行性。退出一旦可行，勒索者的控制力就下降。
（四）精準執法與責任分層：避免把弱勢當成績效
治安治理要從「抓得到的人」轉向「造成最大傷害的人」。若資源有限，就應優先鎖定暴力控制、勒索、人口販運與剝削鏈條，而不是把定點茶工作者當作整頓門面。
九、討論：在刑事打擊與人權保護之間找平衡
把保護費現象視為組織犯罪脅迫，並不等於一味重刑或擴權。相反地，若不處理污名與信任問題，任何重刑都可能變成「更不敢報案」的壓力來源。治理的重點在於：讓定點茶工作者能把勒索者帶進公共視野，而不是把自己推向更深的陰影。當制度能提供安全、保密、以及不帶羞辱的對待，證據才可能出現，組織化脅迫才可能被瓦解。
十、結論：保護費不是秩序，而是治理的替代失敗
總結而言，定點茶工作者被迫接受第三方保護費或地盤費，若伴隨威嚇、暴力、控制關係與組織化收費模式，具有高度可能構成組織犯罪脅迫的實質樣態。更重要的是，這類現象之所以能長期存在，往往反映治安治理的缺口、錯位與反效果。要真正改善，不只要追究勒索者，更要修補求助路徑、重建信任、並把公共安全的焦點放回「降低暴力控制」與「提升退出可行性」上。當定點茶工作者不再因求助而付出更高代價，地下徵稅才會失去土壤，治安治理也才真正回到其應有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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